在家吃过晚饭，徐浩东独自出门散步，深秋的白天不如黑夜漫长，六点刚过，天就黑了。出了八一路向北就是红旗路，红旗路上的路灯亮度不高，迎面而过不一定看得清人脸，倒让徐浩东免去了被打扰之烦。

    对工作繁忙的徐浩东来说，散步也是一种享受，但今晚的散步别有用心，休息只是一个借口。

    红旗路的北端连着中山中路，往前走过中山中路，就是离开了南城街道来到了中城街道。

    一辆私人轿车停在路边，在徐浩东走近时，轿车的后门悄无声息地打开，转眼之间，徐浩东已坐进车里，轿车嗖的一声跑了起来。

    车里除了徐浩东还有司机，这位司机不是别人，正是市公安局负责刑事侦查工作的副局长丁尚平。

    上次秘密复查三一七纵火谋杀案，丁尚平不但立下大功，而且重新出山，调回市局晋升一级，丁尚平与徐浩东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。

    “老丁，工作怎么样啊？”

    “浩东书记，全市刑事案件的发案率逐月下降，治安状况继续向好发展，在全省的排名也稳居前十。目前，在我们刑事侦查系统，可以从容地抽调三分之一的警力，复查过去几十年的旧案积案疑案。根据你的指示，我们做了一个计划，准备用三年的时间，将过去三十五年的刑事案件全部核查一遍。”

    “书读得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丁尚平笑了，“至少我自己不怎么样，我这点文化，也就破个案还能凑合。不过，我向领导推荐一个人，就是中城派出所教导员苏茂雄。这小子本来就喜欢读书，最近在读经济学方面的书，上次一起办案，他说得头头是道，把我们说得云山雾罩的。”

    徐浩东哦了一声，“是么，那待会我向他请教请教。”

    丁尚平说：“反正我们大家都认为，他有能力当去当乡镇一把手，窝在派出所太屈才了。”

    说曹操，曹操到，在一个路口，轿车刚放慢速度，就有两个人钻进了车里，正是中城派出所所长张平和教导员苏茂雄，张平坐在副驾座上，苏茂雄正好坐在徐浩东身边。

    轿车驶上环城路，慢慢地转悠起来。

    招呼过后，徐浩东不说正事，却饶有兴致地问起苏茂雄读书的事，“茂雄，听说你最近在读经济学方面的书，你能说说经济学理论吗？”

    苏茂雄不好意思起来，“浩东书记，我哪敢班门弄斧啊。”

    徐浩东微笑着说：“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。”

    丁尚平和张平一齐鼓励苏茂雄，苏茂雄这才鼓起了勇气。

    “浩东书记，我瞎说一通，请你批评指正。”苏茂雄说：“关于经济学理论，作为当代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，其实它从来就不是先有理论，而后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的，它是通过对社会活动中的现象进行分析、总结，从而形成一套描述性的理论。先有了市场活动，亚当?斯密认为有一只无所不在神秘的手在掌控，才有了所谓的市场理论。而先有了政府干预，才有了所谓的凯恩斯理论。”

    徐浩东说：“这个头开得好。”

    “经济学这门学科，没有实证，只有溯后性而前瞻性又不强，并不算严格的客观科学。尽管现代经济学都引入了数学以搭建模型，但每一个模型产生于不同的人，反映的是不同的意识形态。将以往的经济数据放入模型中验证，如果得出大致吻合的结论，则认为构建这个模型的经济理论是正确的，提出这个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很希望用这套理论来指导经济生活。可现实中的条件改变了呢，是不是还会得出以往符合这个模型的数据，我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大考虑这个，这就是现在按照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经济改革，却越改越离谱的原因。”

    徐浩东说：“正确，一百个经济学家，可以创造出一百套经济学理论。”

    “数学模型还算开始靠谱，是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条件，与它理论得出时的环境的谱子靠得比较近。由此看来，经济学就是经验型的学科，说白了就象是算命。西方算命的经济学门派繁多，但在我国流行的主要只有两种：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微观经济学。一九八零年，来我国开班讲学的劳伦斯?克莱因属于凯恩斯主义学派。凯恩斯主义学派强调充分就业和国家干预，在经济学中，凯恩斯主义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。宏观经济学又称总体经济学，研究的对象是整体经济，通过对总量经济的研究，以期解决失业、通货膨胀、经济波动和国际收支的问题。”

    徐浩东点了点头，“不错，你继续说。”

    “与宏观经济学对称的是微观经济学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微观经济学。微观经济学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，以价格分析为中心，分析单个生产者如何分配有限资源以获取最大利润。微观经济学的源头则是亚当?斯密的《国富论》，也就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学。目前，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的。这种现象并不奇怪，我国经济步履维艰寻求转型阶段，经济学家们本能地拒绝有着计划经济色彩的、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，转而紧紧拥抱听起来也悦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。这主要的是经济学家的愚蠢，他们只知道计划经济不好，而不去分析当时我国实行的是不是计划经济、适当程度的计划经济对经济发展有没有帮助。”

    徐浩东微微一笑，“那么，我国当时实行的是什么经济呢？”

    “当时我国实行的是命令经济，而不是计划经济，前苏联才是计划经济。从斯大林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，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，他们一直是专家负责制和厂长负责制，没有象我国这般随心所欲，由狗屁不通的一把手说了算。特别是经济学家拿新自由主义经济当成唯一标准，衡量一切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，以至于背离常识、公义、公理而不自知，荒唐得无以复加。没有一种理论和学说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普遍不懂这个常识。”

    徐浩东笑了，“哈哈……茂雄，那你了解这个邱与可的经济学理论吗？”